诗圣是谁的称号(为什么被称为诗圣)

诗圣是谁的称号(为什么被称为诗圣)

唐人写诗浩如烟海,即使是千年过去后,仍然时时被人们挂在嘴边的就数不胜数。但是,正所谓“李杜文章在,光焰万丈长”,一提起唐诗,每个人脑海里最先出现的却总是“李白”和“杜甫”这两个名字,李杜二人,一谓“诗仙”、一谓“诗圣”,其二人所代表的是唐诗的最高境界。

号为“诗史”

与“诗仙”李白相比,杜甫这位“诗圣”似乎显得有些暗淡,“仙”总是飘逸的,诗仙李白可以以风为马,千里江陵一日还;但是杜甫不同,这位诗圣只是默默地行走于人间,用一支笔书写着人间的百态。但这也正是杜甫能够“封圣”的原因:天上的神仙毕竟虚无缥缈,只有阅尽人间百态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圣贤。

杜甫在活着的时候并不是那种名满天下的诗人。有唐一代,诗人们大多洒脱,诗仙太白更是有天子“呼来不上船”的风流轶事,相比之下,杜甫的生活显然太“正常”了,正常到在许多有关当时诗人活动的记载中,他的名字也仅仅会出现在不太为人所重视的角落里。甚至,就连李白也曾经写诗戏弄杜甫,称:“饭颗山头逢杜甫,头戴笠子日卓午。借问形容太瘦生,总为从前作诗苦。”世人皆喜欢天才,像杜甫这样凭着吃苦而造就的诗人,是很难成为大众偶像的。

但是,沉默的杜甫却忠实地记录着时代里的一切。杜甫生逢安史之乱,大唐正由盛转衰,前半世的豪华和后半世的寥落,杜甫历历在目,从“忆昔开元全盛日”到“洛阳宫殿烧焚尽”,连年的兵隳将一个强盛的王朝折腾得百孔千疮,而诗坛也随着国势的衰微而渐渐失去了它的轻盈。在杜甫去世百余年之后,诗人孟启在一片风雨飘摇中重新发现了杜甫的意义,在孟启所著的《本事诗》中,对杜甫有这样的评价:“杜逢禄山之难,流离陇蜀,毕陈于诗,推见至隐,殆无遗事,故当时号为‘诗史’。”这是有关杜甫“诗史”最早的记载。

不朽的“三吏”“三别”

杜甫出身门户不低,其先祖是晋代名将杜预,祖父是初唐著名诗人杜审言,作为京兆杜氏家族成员,杜甫虽没有赶上家族鼎盛之时,在生活上却也要比一般文士要好上不少。虽然出身名门,杜甫的目光却始终是向下的,他执意在尘世间打捞着诗意,将自己一生的经历写进诗里。

天宝十四年,安史之乱爆发,潼关失守,杜甫也随之流落四方,颠沛流离,在这一过程中,杜甫写下了《新安吏》《石壕吏》《潼关吏》《新婚别》《垂老别》《无家别》等六篇歌行体诗作,后世称之为“三吏”“三别”。这六首诗可以说是杜甫不朽的名作,假如杜甫的其他作品全部轶失,仅凭着这六首诗,就足以成就“诗史”的美名。“三吏”“三别”勾勒出了乱世景象,以小人物的活动和心理来呈现出战争对人的伤害,不仅如此,在诗句中,杜甫还毫不回避自己内心的矛盾和复杂,战争虽然残酷,但是想要终止战争,恐怕还需要借助于战争的手段才行。这种个人、民众、时代的情绪在杜甫的诗中常常呈现出一种纠缠的状态,这也正是“诗史”的精神,历史是客观的,杜甫并不想给时代下一个确定的结论,而是真实地呈现出时代的每一个侧面,将是非功过留给后世评说。

恐怕不会再有哪部史著能够将安史之乱的情景描写得比“三吏”“三别”更触目惊心了,仅仅两句“暮投石壕村,有吏夜捉人”,杜甫就将世道浇漓写得如在眼前。而面对天地不仁,万物刍狗的乱世,杜甫在为生民担忧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一种不屈的斗争精神,在诗中,杜甫劝告世人“莫自使眼枯,收汝泪纵横。眼枯即见骨,天地终无情”,世道如此,仅凭长哭当歌又有何用?所以,杜甫虽然一面讥讽着官吏征兵的残暴,但是对于抗击安史乱军,他却是鼎力支持的,在“三吏”“三别”中,无论是“送行勿泣血,仆射如父兄”还是“请嘱防关将,慎勿学哥舒”都是寄托着人们对战事胜利的希望和信心,即使是那《新婚别》中的新妇,也叮嘱丈夫“勿为新婚念,努力事戎行。妇人在军中,兵气恐不扬”。

民气如此,战争的胜利还会远吗?这也正是杜甫“诗史”的意义——历史,写的是过去,而面对的却是未来。

因“史”而“圣”

春秋代序、王朝更迭,与大唐的飘逸、抒情不同,宋代文坛更注意的是抒情和说理。既然是说理,前朝掌故自然备受人们推崇,所以,杜甫一时名声大噪,“诗史”大名也为人所熟知,在宋人所撰《新唐书》中,明明白白地写着:“甫又善陈时事,律切精深,至千言不少衰,世称‘诗史’。”

有意思的是,在孟启等人眼中,为杜甫带来“诗史”之名的大作,却正是写给嘲笑过他的李白的《寄李十二白二十韵》,诗中写尽李白一生:从“昔年有狂客,号尔谪仙人。笔落惊风雨,诗成泣鬼神”,到“五岭炎蒸地,三危放逐臣。几年遭鵩鸟,独泣向麒麟”,李白的辛苦,杜甫历历在目,想必李白在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也会唏嘘不已吧。

这世上能把诗写飘逸的人多,而能把诗写沉重的人少,能在沉重中又给人以希望的则更是少之又少。而杜甫正是这样一位诗人,他用生命记录着历史,历史也不会把他忘记,人们称杜甫为“诗圣”也正是因为如此。

其实,杜甫又怎么可能不会写飘逸洒脱的诗呢,从少年时的“造化钟神秀,阴阳割昏晓”到暮年时的“清江一曲抱村流,长夏江村事事幽”,杜甫的飘逸是五陵年少的底子,是大唐盛世的余波,但是,现实的动荡却使杜甫不能只流连于艺术和美的王国,那残酷与温暖并存的人世间才是其心之所系。故而,“八月秋高风怒号,卷我屋上三重茅”又能何妨?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”又能怎样?杜甫心中,只有那足以“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的千万间广厦,他把对于这广厦的期盼写进了诗中,于是,他的“诗”也变成了“史”,这“史”中,是杜甫的一片丹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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